与朱利安·巴恩斯一起打捞历史
黄夏/文
随着《脉搏》在国内出版，英国作家朱利安·巴恩斯的几乎所有重要 小说 ，都已有了简体中文译本。迄今为止，巴恩斯有四部小说入围布克奖决选，除最终折桂的《终结的感觉》（2011），还有《福楼拜的鹦鹉》（1984）、《英格兰，英格兰》（1998）和《亚瑟与乔治》（2005）。此外，《10½章世界史》（1989）也是一本绕不开去的佳作。这些作品有助于我们祛除关于巴恩斯的一些陈词滥调。此前，我们一直称他为“后现代”作家。现在，我们可以稍稍搁置一下这个标签，而关注一些更为实际和重要的东西。
一
巴恩斯被冠以后现代的名头，部分原因是其早期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先锋派头。比如，他在《福楼拜的鹦鹉》中就进行了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文体实验，因此，你也可以把这本小说称作人物传记、历史汇编、文学批评、关于文学批评的批评，等等。 http://www.rijigu.com/
《福楼拜的鹦鹉》讲述退休医生杰弗里·布拉斯韦特为了探寻福楼拜在撰写小说《一颗质朴的心》时、那只曾置于案头给予他创作灵感的鹦鹉标本，而在法国四处漫游的故事。这本小说至少包含三个叙事层面：一是主人公自己的故事，包括他的探访经历，及其隐藏在叙事背后的与妻子之间的感情纠葛；一是叙事对象福楼拜本人的创作、 生活 和思想；一是福楼拜笔下的人物，如包法利夫人和《一颗质朴的心》中的主人公的故事。小说的最后结局是，不但鹦鹉的来历遍寻无着，连福楼拜以及福楼拜的追寻者布拉斯韦特本人，也都成了十分难解的谜团。
关于人物传记，巴恩斯有一个十分贴切的比喻。他说传记类似于“网”，一种“用绳子编织起来的有很多洞眼的东西”。当拖网装满的时候，“传记作家就把它拉上来，进行分类，该扔回大海的就扔回大海，该储存的就储存，把鱼切成块进行出售。但是想想那些他没有捕获上来的东西：没有捕获到的东西往往多得多”。传记作家对材料的处理，一方面受制于他对材料的占有和掌握，一方面也有读者、出版商和图书市场的掣肘，“一先令的传记故事将给你所有的事实，十英镑的传记故事还将给你提供所有的假设”。 http://www.rijigu.com/ 日记谷
这还不是最主要的。问题是，你所占有和掌握的材料，彼此之间也会打起架来。小说中，巴恩斯援引福楼拜及其友人的书信、评论、报纸新闻、虚构的小说、非虚构的 日记 ，这些材料有时互为证明，有时却彼此证伪、互相拆台，或者在极细微的地方作迥然相异的表述。其中最经典的，莫过于三份关于福楼拜生平创作的“年表”。第一份年表好似战时我方电台，报喜不报忧，意在鼓舞人心和士气；第二份年表则仿佛敌方电台，专拣令人沮丧的消息告诉你；第三份年表是福楼拜的自述，该份自述下文再议，先说说前两份年表。
这两份年表相互掐架，不外乎是说它们中有一方说谎，或者双方都在说谎吧？但问题恰恰是，它们都没有说谎，它们都有可靠的人证物证（包括福楼拜本人的）作依据。因而，关键处就在于，双方是在什么身份与心态之下提供这份年表，是官方、友人、积极的乐观主义，抑或与之相对的非官方、敌人、消极的悲观主义？立场既定，则只需要寻找相应的材料，对号入座就可以了。的确，两者都没有说谎，但很显然，两者又都以偏概全，以至于同一段人生在不同的视角和讲述中，竟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人生来。
至于作家本人的自述，真实性则更可成疑。作为小说家，巴恩斯是蛮佩服那些在文本中，埋设陷阱让读者栽个嘴啃泥的作家的。不过，也正因为有这种同为骗子的惺惺相惜，让巴恩斯更不愿相信小说家们的言说。他写道：“传记主人看到传记作者的到来决定自娱自乐一番时，技艺再高明的传记作者又会有多大的希望呢？”小说中，福楼拜留下遗嘱，要求亲戚好友烧掉他的信件，并且告诉他们，万一有好事者上门打探他的信件或者私人生活，务必对其撒谎，或者，“由于我不能独独要求你说谎，那么，你觉得他们想要听什么，你就告诉他们什么。”
人类学有一个笑话，当人类学家快要走入某个村庄做田野调查时，站岗放哨的土著会跑回来告诉父老乡亲：“快快快，人类学家到了！”很多时候，我们对某些事物的误读，常常建立在这些事物想要让我们相信的幻象基础之上，而我们又缺乏甄别它们的眼光和手段。换言之，这迈出去的第一步就已经错了，往后的几步还能不出错吗？
二
人物传记如此，历史就更不可能成为例外，因为历史也是人手所撰，“我手写我心”。“我心”从来都是主观的，代表的是“我的”旨趣和偏向，那么，历史还能有所谓“客观”和“公正”吗？这正是巴恩斯在《10½章世界史》中表达的观点。与《福楼拜的鹦鹉》稍有不同的是，《10½章世界史》需要读者对欧洲历史和宗教有一点起码的认识，否则读不出“虚拟历史”与“真实历史”之间的微妙区别。不过，只要你本着“坚疑不信”的态度去读，那么，距完全读懂小说也就相差无几了。
《10½章世界史》开头令人拍案，巴恩斯以挪亚方舟上一只木蠹的视角，颠覆了传统关于方舟故事的讲法：原来上帝以及人类与上帝的契约，完全是“老暴君”挪亚一手捏造，为的是他可以借上帝之名拯救那些他喜欢的部落民族，顺便消灭那些他不喜欢的部落民族。拿老挪亚开涮倒并不是说巴恩斯特意要与圣经过不去，而是指他对“泛权威”意义上的历史书写的普遍质疑。这个“权威”有时表现为意识形态编订的“大历史”（胜利者的谎言），或是亲历者通过个体经验表达的“小历史”（幸存者的谎言）。
巴恩斯对泛权威历史书写的颠覆，是20世纪80年代此类文学写作背景的一个缩影。其时，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·帕维奇和意大利作家翁贝托·埃科分别出版了《哈扎尔辞典》（1984）和《傅科摆》（1988）。前者以基督教、伊斯兰教、犹太教对“书中书”《哈扎尔辞典》的不同诠释，昭示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制造了那么多的历史碎片。后者则调动起历史学、考古学、建筑学、哲学、人类学、机械学等学问，为一个骇人的弥天大谎“背书”。
只是，巴恩斯比帕维奇和埃科走得更远。他把对权威历史写作的考察，从意识形态扩展至资本主义经济。经济生产模式同样决定历史文本的生产模式，这便是巴恩斯在《英格兰，英格兰》中所要探讨的主题。
《英格兰，英格兰》是一本戏谑味十足的反乌托邦小说。故事发生在“伊丽莎白二世去世”后的未来，某商业大亨买下英格兰南部一个小岛做历史主题公园，不久策动该岛独立，将之变成一个山寨版英格兰。游客可以在一个早上参观完“巨石阵”和“简·奥斯丁故居”，在“多佛白崖”吃一顿“农夫的午餐”，观摩审判“王尔德”和处决“查理一世”，瞻仰国王和王后从小一号的“白金汉宫”窗前向人群招手致意，在豌豆汤一样的“伦敦浓雾”中朝警察扔 雪 球，搭“五月花号”扬帆起航。累了的话，可以在“伦敦塔”内的哈罗斯百货商店里度过一个悠闲的下午，还有“伦敦塔卫兵”帮你推购物车！
山寨如此多娇，引无数游客竞折腰。难道复制品比原件更受人们欢迎吗？巴恩斯写此书的一个目的，其实也是在旁敲侧击地揶揄英国人的国民性格。他用小说中一个学究的话说，原件所代表的灿烂辉煌的英国文化，会让英国人抬不起头来。想想看，当年统治三分之一地球的日不落帝国，如今却沦为地球上无足轻重的弹丸之地，在欧洲内部说不上话，出了欧洲还得看美国的脸色。这种“影响的焦虑”使大家觉得还是不要去看原件为好，看了也要伤心。当然，此等心态中国人觉得难以理解，因为我们现在大国精神满满，骄傲还来不及呢。
而复制品呢？它们是可以剔除上述种种“虚假和毫无意义的感伤”，并任凭我们“拥有、占据、重整”，和从中获得享受的。有趣的是，巴恩斯在探讨其可能性时，援引的是一个来自苏联的故事。这个故事讲述卫国战争时期，斯大林派作曲家们到农村和山区搜集民歌，创作能够鼓舞前方将士作战的歌曲。某作曲家跑到当地一看，不要说民歌，连人都没有了。原来，经集体化、大清洗、大饥荒之后，农民要么被遣散，要么被消灭，民歌当然随农民一起消失了。作曲家无法可想，又不敢向上级据实报告，怎么办呢？索性，他自己创作了几首民歌，任务顺利完成。
这里的逻辑是，如果假的民歌能产生像真的民歌那样鼓舞士气的效果，那么，我们还干嘛要去追究真和假呢？同理，如果山寨版白金汉宫或伦敦塔，能够唤起游客在观看真迹时同样的感受，那么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在乎真迹所谓的“古色古香”及其“独特性”呢？况且，在一天之中把英国所有具代表性的景观一网打尽，要比带了大包小包，不停地担心天气、旅店、时刻表，要轻松、省钱和便捷得多吧？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下，历史文本得以“再生产”的新模式、新途径。巴恩斯借此暗讽亚当•斯密的“市场国家”理论：历史随国家，一并被供需关系市场化了。
三
《福楼拜的鹦鹉》、《10½章世界史》和《英格兰，英格兰》，虽然表现方式各不相同，但其主旨都在于消解权威历史写作的铁板钉钉与言之凿凿。巴恩斯曾这样说过：历史是一只涂满油脂的小猪，被放进了舞会大厅，“小猪一边尖叫一边在大家的腿脚间躲来躲去，以免被捉住。大家扑过去，想抓住它，结果跌倒在地上，在整个过程中人们表现得滑稽可笑”。 而那些自以为捉到的人呢，则在这只小猪身上按自己的心愿乔装打扮，将之变成言听计从的宠物猪。
这三本小说也因之被打上“后现代”的标签，其理论核心就在于消解权威，消解绝对真理，推崇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。但它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，亦即消解绝对真理之后，也许便再无任何真理可言。巴恩斯在揭露和批判意识形态与商业主义荼毒历史建构的同时，也没能告诉我们究竟该如何书写和理解历史。从这几本小说中，我们多少可以嗅出一点虚无主义的味道。究其实质，可能就在于巴恩斯忽视了人与人性在面对历史和现实时的能动性。在他笔下，人的面目通常是模糊的，他们大多不过是意识形态和商业资本主义的提线木偶。
进入新千年之后，巴恩斯开始把一些有鲜明性格的人物作为“试纸”引入故事，来测量相对主义价值观的效用，或者说危险性。在《亚瑟与乔治》小心翼翼的探索与转型之后，他终于祭出《终结的感觉》这样凝聚其成熟思考的作品。疯狂的文本实验没有了，推崇相对主义的后现代也没有了。巴恩斯在消解绝对真理的同时也树立起了新的真理，那就是人性与道德在面对历史与现实时所经受的试炼和拷问。
这本小说以另一种历史，亦即人类个体的记忆为素材。主人公托尼 回忆 自己的失恋史，几十年来，他对曾经的好友和劈腿的女友一直心怀怨恨。但他避重就轻的视角和吞吞吐吐的言说，还是让我们对他的叙述充满怀疑。结果证明，这些记忆都是臆造和夸张的。托尼屏蔽和修改记忆，除了求取良心安谧，也在以今时之 心境 揣度过去，或抹黑或描金全凭自己的需要。一言以蔽之，托尼对过去事件的解读是立足于四十年后的道德至高点上的——作为一个受害人，他坚信自己有权提出控诉。但他从来没有想到，他所做所说的一切，恰恰伤害了那些曾经爱过他也为他所爱的人们，他，才是一个真正的魔鬼。
在这本小说中，巴恩斯第一次把个体的人，从大写的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中剥离开来，而单独审视之。他不再仅仅认为人是后两者的牺牲品，更有可能的是，人还是后两者的利用者和驾驭者。尽管在这本小说中，这种利用和驾驭是消极的，对此，巴恩斯批评说：“我们责备某个个人，目的就是为其余人开脱；我们归咎于历史进程，则是为一个个个体免责；抑或将一切归咎于一片混沌，结果也一样。”
《终结的感觉》开启了巴恩斯通过个体的道德纠偏以重建历史书写的思考，那便是个体在历史进程中的自我定位和审视问题。万千个体对自我的审视形成一条历史“责任链”，从而决定了群体担当的价值与意义，由此，湮灭的生活庶几可开出一朵希望之花。但是，巴恩斯也认识到崇高的道德标杆总是被轻易放弃。因为我们就像托尼，太容易屈服于平庸的人生，无论上学还是工作，“中等就好”，无论友谊、 爱情 抑或忠诚，“中等就好”，我们绝大多数人用“绝大多数人注定平凡”来慰籍自己，也就注定了绝大多数人的自我麻痹，从而放弃了审视自我的机会。巴恩斯无疑是悲观的，但人类今后应该走的道路已经被他指出来了。
从后现代到现实主义的回归，在一些后现代理论家看来不啻为一种“倒退”，在文学中树立真理和讲求道德也被认为是“不道德”的。但我们看到，巴恩斯的转型是他作为知识分子责任意识的激发和强化。如果没有这种责任意识，那么，文学实验终究只是不出实验室的文字游戏而已。
